悍妇则是宋代文人笔下另一类被贬称的女性形象，与妒妇相似，却更多强调她们暴躁粗暴的性格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六五记载了一位名叫勾克俭妻子的悍妇，她行为暴戾且涉贿赂，与传统温柔贤惠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。
悍妇通常做事鲁莽，任性妄为，完全不顾及他人感受，甚至丈夫也难以管束。她们独断专行，行为激烈，影响较妒妇更为广泛。一些悍妇的凶狠只体现在表情和性格上，而另一些则对丈夫及亲属极其不友善，常以冷酷的面容示人。她们在遭遇冤枉时，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追究到底，甚至可能造成家庭破裂或官员被免职。
毒妇的危害性则更甚于前两者。她们手段极端残忍，为了达成目的，甚至会对自己生病的亲人下狠手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恶劣程度令人震惊。
《宋史》卷二四三记载了一位名叫李氏的毒妇，她待宫中女婢极其残暴，鞭打甚至导致死亡，且独占朝廷赏赐。这显示出毒妇因嫉妒或利益争夺，对他人施加极端的折磨和惩罚，甚至剥夺他人生命，手段极其变态。
她们尤其针对美貌或有才华的婢女动手，出于嫉妒心态，不惜让她们受伤残或毁容，以满足自身变态的心理需求。
一般而言，中国古代妇女多以贤惠温柔的形象示人，社会普遍赞誉她们体贴、温顺、娇小。然而，恶妇称谓的存在揭示了另一面复杂的现实。
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男权制，男子通常可纳妾，且小妾地位远低于原配妻子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妻子容貌衰老，小妾往往年轻貌美，获得丈夫更多宠爱，使得妻子产生被冷落和被替代的恐惧，从而引发嫉妒甚至激烈反抗。
由于深受封建宗法伦理影响，妻子的地位在法律上明显高于妾室。如《唐律疏议·斗讼》中规定，打妻的罪责比打妾重。这使得小妾难以与妻子平起平坐，形成了复杂的家庭矛盾。
宋朝时期，随着农业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升，国力昌盛，民众生活富裕，养婢女现象普遍。部分婢女容貌甚至胜过小妾或妻子，且成本低廉，深受主家宠爱。婢女处于社会底层，心理积怨极多，急于摆脱卑微地位，常与妻妾发生矛盾，进而引发妒忌和报复。
婢女地位极低，法律规定若非谋反等严重罪行，奴婢被绞杀无权申诉，权利极其匮乏。如此长年处于被压迫地位，自然滋生对主家妻妾的妒忌情绪，法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矛盾。
宋朝经济文化繁荣，民众喜好戏曲与园林游乐，歌妓舞妓盛行。妻妾因嫉妒她们的美貌和才艺，矛盾更加尖锐。《袁氏世范》有言：“人家不和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。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，不公不平。”这反映了恶妇称谓的背后，实则是古代妇女对男权封建制度的一种无声抗争。
古代妇女普遍遭受不公待遇，地位低下，付出劳动却难享自由与权利。在长期压迫下，妇女产生反抗意识。宋代经济文化的进步亦为女性觉醒提供了土壤。恶妇的出现，正是宋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体现。
宋代恶妇形象的盛行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对男权封建社会的反抗。她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，虽然受封建制度束缚尚未完全突破，但她们开始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抗争。一些女性甚至具备独立人格，不依赖男性也能自立生活。
这些恶妇通过与丈夫、婢妾等人的冲突，力求证明自我，争取生活的自主权和自由选择的权利。她们的斗争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子女铺设更好的未来，期盼后代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参考文献：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
《宋史》
《唐律疏议·斗讼》
《袁氏世范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